[注]刚从俄罗斯回来，就看到了我国政府制定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感触颇深，特写下短文，呼吁大家关注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叶尔库茨克期间，我们为金砖四国的金融合作话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尽管没有达成共识，但我们已经注意到俄罗斯方面的“大国战略”。他们的学者都在呼吁回归金本位，甚至提议国际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推行卢布结算。不久的将来，我将把这次和俄罗斯同行一起探讨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想法整理成文，希望也能听到大家对此发表的高见。

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意义和所面临的挑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近日共同制定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这标志着我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它带来的意义非同小可：

    首先，借助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的推广，中国经济对外交流所带来的财富增长一改以往“易受汇率风险影响”的脆弱结构，这为推动人民币汇率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有利于增强我国货币政策在实施自身的“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目标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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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美联储(Fed)主席伯南克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遭遇到最严厉的公开指责，表达出国会议员对他去年年底在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些做法上的强烈不满。众所周知，国家赋予美联储的主要职责就是要求其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为此，美国政府给予美联储主席“凌驾”于政府至上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然，老百姓自然也就会担心美联储是否会滥用这种“独立性”而牺牲自己纳税人的利益。用现在学界一个时髦的话说，就是谁来“监管”监管者？

    前些日子，达拉斯美联储主席费雪尔来华访问期间，在与中国经济学人座谈的时候，曾经开玩笑地对我们说，美国人民并不过分担心美联储为了救市所采取的购买美国国债的举动，而是担心盖特纳和伯南克这两位人物站在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因为那样的话，就意味着美联储完全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伯南克成了盖特纳的傀儡！即财政部为了挽救政府救市的过失，可以任意摆布美联储去印发他们所需要的钞票。这次问题（美国银行收购美林）的起因曾一度认为就是前财长保尔森去年年底指示刚刚上任的伯南克利用他刚刚掌控的货币权限去做这桩“拿不上台面的事情”，因为不少人认为出生于高盛的保尔森对投资银行独有情种，最有可能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导致这场全球危机的始作俑者。虽然这次调查“局限”于伯南克个人当时的决策行为，但是，这对他本人一直想通过美联储集体决策机制在公众中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的大众形象这一愿望，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这一事件甚至关系到今后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所应具备的大众信誉的高低和由此带来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果受到很大影响，自然伯南克就要打包回府。

   从这次事件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伯南克和他所领导的美联储将面临三方面的挑战：首先，如何处理好“稳定”和“公平”的关系。在去年年底严峻的流动性危机面前，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的美联储，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不让局部机构的破产问题演变成整个金融体系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瘫痪的系统性问题，所以，当时政府及时的注资是情有可原，甚至是义不容辞。但是，如果在注入流动性的过程中，出于自己金融体系维护成本高低的考虑，让部分大银行率先获得流动性的补偿，而其他金融机构无法获得同等待遇，那么，这种“不公平”的处理方法不仅可能造成市场效率的丧失，甚至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让人们形成“大而不倒”的感觉），为今后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埋下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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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砖四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之所以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主要是来自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一是全球金融大海啸正在渐渐走出流动性危机的阶段，而进入经济调整和发展的后危机时代，作为拥有最多的人口、资源和市场的金砖四国，当然会被大家作为新的增长源而给予足够高的重视。二是金砖四国的金融体系相对落后，金融创新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不是至关重要，而且，他们受到的冲击相对有限，所以，当这些国家的政府致力于实体经济复苏的时候，各国都看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的合作和游戏规则改革的勇气和行动当然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三是金砖四国自身的经济规模通过这几年融入全球化过程已有了今非昔比的变化，无论是人均收入、开放程度和制度环境以及潜在的市场规模对后危机时代寻求稳定增长的海外资本都有较大吸引力，所以，他们可能是后危机时代国际资本青睐的去处。而利用这样的优势，来倡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当然具有一定的震撼力。

　　不过，从会后的联合声明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四国首脑正在群策群力以应对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首先，如何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是所有四个国家都面临的一个无法绕过的大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那么美国经济的发展命运，依然还是会左右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市场繁荣。而解决问题的关键，从长远来说还是在于提高本国市场的消费能力——这涉及相关的制度改善、产业升级、市场培育和文化引导。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时间，需要全社会上下的共识。目前无论从哪个国家来看，难度都很大，所以，金砖四国今天想通过他们自身的合作，来缓解美国市场的低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联合声明中对美元货币体系提出挑战的词句并没有出现这一事实，就能看出金砖四国“脱美元”的愿望要转变成可以接受的事实，还需要较为漫长的努力，过度强调美元体系的缺陷，反而会给目前赖以生存的美元体系的稳定带来麻烦。现在四国能做的事情，就是最大可能性地约束奥巴马政府去加强金融监管，并保持金融市场的充分透明度，以此来实现“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政策目标。

　　其次，避免经济硬着陆和发挥自身产能扩张的优势，进入后危机时代，金砖四国不仅不能保守，而且应该加快开放的进程。但是，这次危机并没有推动金砖四国本国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所以未必能够提高其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事实上，俄罗斯和巴西在这场危机中都有过失败的教训，中国汇率制度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并没有彻底完成，经受外部冲击的能力也有限，挑战的地方有很多很多。印度虽然开放程度高，市场化进程快，但是，要发展自身强大的产业，没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是无法保证产业发展的持续性的。局势的动荡和文化的冲突以及阶层制度所造成的激励机制的扭曲，都会在开放环境中更加凸显。这些问题将阻碍印度经济更上一个台阶。

　　其三，由于这四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阶段还处于起步阶段，而眼下墨西哥、蒙古、阿根廷等国的后发优势也不能小看，所以，金砖四国是否会演变成六国争雄、或者萎缩成仅仅两国繁荣的格局，还很难说，目前四国各自向前发展的意识非常鲜明，互相之间的竞争也会异常激烈。经过这次危机的洗礼，西方国家在市场布局和资源争夺上会变得相对谨慎，机会自然也就有可能集中在制度建设和开放程度较高的两三个国家中。但是，我们不可否认，金砖四国之间既具有合作的基础也具有抗争的趋势，前者表现在国与国之间投资、贸易和市场的互补性结构上，后者则表现出你追我赶、甚至斤斤计较的冲突意识中。领土纷争、贸易纷争和政治立场的差异化等问题，都是我们在看待金砖四国的合作关系上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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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两天先后参加了交大和复旦所举办的“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以下是我在会议上的主要发言内容，请多批评！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刚刚结束的G8峰会和即将召开的“金砖四国”首脑峰会都在向世人释放出一个重要的“新”信息，那就是危机可能正在告别全球流动性恐慌的第二阶段（去年8月份为止是危机的第一阶段，它主要表现为欧美国家局部的次贷危机），所以，现在应该尽早着手考虑“后危机时代”（从现在开始属于走出危机的第三阶段）世界经济该如何跨越失衡发展的模式障碍、走向富有活力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一、寻求没有通胀的“退出”模式

    目前而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困扰和冲击，各国政府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向市场注入了规模巨大的流动性。通过改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来改变市场悲观的信心，扭转去年由于流动性恐慌（金融体系去“杠杆化”的行为全球蔓延）而出现的银行惜贷、资产通缩、投资无助、消费疲软的严峻局面。但是，今天当各国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发展好转，市场信心缓缓提升的时候，人们开始注意到07年全球所遭遇的流动性过剩局面再次有抬头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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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资金困境的解决办法分析

《21世纪》：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与经营中面临的困难密切相关。中小企业现阶段的生存环境如何?从税收负担角度看，您认为现阶段针对中小企业的税费存在哪些问题？用工成本的上升，是中小企业经营压力的重要来源，应当如何应对这方面的挑战？

    孙立坚：现在很多中小企业开始向服务性企业转型，在他们的业务构成中，可能一部分是服务业性质，另一部分是生产性质。对这些企业的税收，生产型和服务型的营业税、所得税，应避免重复收税。另外，在中小企业的成长阶段，是否可以在税收上灵活处理，给予一定的优惠待遇。在优惠期内，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实行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优惠期过后，当企业发展成熟了，税负可以适当增加，让企业和政府共同分享利润。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风险较大，随时面临倒闭的压力，可以拿去做抵押的固定资产价值非常有限，而且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享受到的税收优惠也无法跟大企业相比。所以，政府的政策眼光要放长一点，多设计一些行之有效的优惠政策，而且要给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信息服务，并在中小企业或创新类企业的业务转型或升级过程中，引入企业管理等领域的专家，对中小企业家进行相关培训，通过提供各种服务，帮助中小企业越过“创业死亡谷”，进入成熟的发展阶段。当他们进入成熟期，政府的税收就会开始源源不断的增加，形成良性循环。

    《新劳动法》在实施过程当中，因为有无固定期限合同等条款的约束，增加了企业的在用工上的顾虑。对中小企业来说，劳动成本的上涨，给他们造成很大的经营压力。这些条款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劳动者低收入问题，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如果企业家的创业积极性被抹杀了，最终受害的还是最底层的劳动者，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只有当企业存在的时候，他们才能享受企业创造收益带来的工资收入。劳动者收入还是要靠市场来决定，只要求职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就不会出现太离奇的“剥削”状况——如果某些企业压低工资来降低成本的话，那么其他企业为了吸引工人，就会提高工资，这样通过市场竞争就可以解决工资收入过低的问题。

    张春霖：《新劳动法》对于企业的影响，焦点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增加了工资和社会保险方面的成本；二是无固定期限合同。这两件事要分开来看，《新劳动法》从社会保险、工资方面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这属于企业本就该承担的责任。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受影响大的是那些过去一直不给职工上保险的企业。这些企业本来就是不公平竞争，把工人的养老、医疗责任推给社会。现在市场规范了，他们要么必须转型升级，要么就得退出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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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合作共赢”的认识和努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第二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今天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作为中方代表团团长率团出席，并与日方代表团团长日本外务大臣中曾根弘文共同主持对话。虽然，盖特纳近日访华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这次中日高层官员的对话，但是，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和第三大国中日高官的对话至少会带来如下三方面的影响：

    一是有利于促进双边的贸易和投资。事实上，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2760亿美元，同比增长13%。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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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砖四国”领导人将于6月1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经济危机后的首次峰会，在9月第二次G20峰会前，这次会议的召开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其会议的主题，我想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为了摆脱美国金融大海啸对本国经济的冲击，金砖四国首脑会共同呼吁改革现有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要求欧美政府和世界相关的国际组织加强对欧美金融资本的监管和金融服务中的风险提示和信息披露。由于信息不对称，金砖四国在这场危机中，因为外资的突发性撤离，对外贸易和国内投资急剧减少，所以造成了就业压力不断增加，经济增长迅速放慢的格局。这也带来了这些国家信心不足和社会和谐度下降的风险。立即摆脱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根本不现实，当务之急就是让他们负起责任，尽快通过有效的救市手段来遏制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同时，也要求欧美国家坚决抵制本国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倾向。
    其次，确立互相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更多的是来自双边，比如，货币互换，自由贸易协定，合作投资备忘录等，但是，统一的合作模式会产生较大的规模效应，会推动新兴市场国家相互之间的支持和协作，这对改变目前世界经济的失衡结构意义非同小可。
    第三，为了创造更好的合作环境，就历史上遗留的双边问题也会在各国首脑相互之间的会谈中很有分寸的涉及到。总之，金砖四国这次的会晤，是确立后危机时代，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各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和相互合作战略，这必将会引起世界各国对此高度的关注。

    事实上，“金砖四国”在后危机时代正在面临以下几个曾未经历过的挑战：
    首先，如何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是所有四个国家面临一个无法绕过的大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那么美国经济的发展命运还是依然会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复苏和繁荣。而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这涉及到相关的制度改善、产业升级、市场培育和文化引导！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需要全社会的共识。无论从哪个国家来看，难度都很大，但是为了保证可持续的发展，必须面对这样的挑战。
    第二，开放的进程会加快，而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未必得到真正的提高。俄罗斯和巴西都有过失败的教训，但是，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还是会影响他们提高自己抗风险的能力。中国汇率制度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并没有彻底完成，经受外部冲击的能力也有限，挑战的地方有很多很多。印度虽然开放程度高，市场化进程快，但是，要发展自己强大的产业，没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是无法保证产业发展的持续性。局势的动荡和文化的冲突以及阶层制度所造成的激励机制的扭曲，都会在开放环境中更加凸现。这阻碍印度经济更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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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抄底”，民企准备好了吗？

2009年06月04日 11:22　来源：文汇报　　

　　收购悍马品牌的四川民企腾中重工一炮走红。据说，浙江、山东、江苏、福建等地还有一大批嗅觉灵敏的民营企业正磨刀霍霍，打算借金融危机去海外“抄底”。可问题是，民企海外收购鲜有成功先例。具有海外并购冲动的民企真的准备好了吗？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看来，那些急于摆脱“土财主”角色的国内民企都希望加快自身转型。然而，国内种种有形或无形的体制瓶颈却让他们颇感无奈，转型并不方便。比如腾中重工目前生产重型机械设备，并涉足特种车辆生产领域。但企业如果要按照正常程序转入国内市场，其中涉及乘用车“准生证”以及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等等，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收购悍马在少了这些麻烦的同时，还获得了现成的具有国际水平的品牌、技术和营销网络等。“不管怎么说，在金融危机下，民营企业进行海外收购的成本的确下降了。”孙立坚补充。

　　在海外并购活动中，民营企业具有一些天然的优势，经营管理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具有产权优势。不过，民营企业也存在着一个最大的缺点。孙立坚认为，民企长久以来的运作模式带有很强的急功近利的色彩，其发展往往比较短视且带有赌博性质。有些民企往往是追求一个收购对象外在炫目的“外壳”，却没有向收购对象的“内核”嫁接自己的文化和管理。

　　孙立坚还指出，并购只是手段，而投资回报率或效益才是目的。他建议腾中重工一旦收购整合出现意外，可以运用资本运作方式（"转卖"也是一种选择）来保证自己的收益。起码对腾中而言知道了打造品牌企业的艰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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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国有化是权宜之计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昨天就通用破产一事接受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东方卫视的采访。以下是主要的采访内容：

 1.    很多美国媒体评论说，美国通用的破产意味着美国汽车工业一个时代的结束。您的看法如何？它对美国经济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美国通用是上个世纪美国制造业辉煌时代的象征，是美国经济称雄世界的尚方宝剑，它缔造了推动美国走向富裕的一大批中产阶层。当时它的企业运作战略也成为全球工商管理学院教学的经典案例。很多日欧汽车企业都是看着通用、想法设法追赶通用而慢慢地成长起来。但是，正是它自己辉煌的业绩让它忘记了行业竞争的残酷性和立足于市场的永无休止的创新意识和控制成本的管理能力。最后，繁荣时代盲目的产业链扩张导致了它抵御流动性危机能力的丧失。当去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系统性的流动性危机时，因为无法筹集到足够的款项和通过可观的盈利来支撑庞大的成本支出（这在繁荣时代不可想象的事情，不用说它自己的金融集团的资金补偿机制，各家大银行也会拼命找他们贷款），美国政府又没有能力拿出足够多的纳税人的钱财来挽救这个庞然大物，所以，无法再次出现“大而不倒”的幸运结局。

    当然，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告诉世人流动性危机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渗透力和杀伤力。所以，政府及早的输血对挽救局势的恶化和保持市场的信心至关重要。二是庞大跨国企业的破产不仅对美国的就业市场，而且对全球的就业市场都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影响。三是汽车产业格局的变化会异常明显。日后围绕通用的重组并购的资本运作会日常活跃，国际汽车业市场的占有率会更加倾向于低能耗的日欧企业，也为美国开发下一时代的新能源标准的企业扫除了市场障碍。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型企业也可通过一定的资本运作借通用百年打造的品牌来进入国际的高端企业消费市场。最后，对于市场未来的预期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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