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国民经济的运行指标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相继出台，再次把市场的注意力转向通货膨胀率、固定投资比例、贸易顺差、货币供应量等与经济波动直接挂钩的经济指标上。当然，单纯从货币政策的目标来看，央行这次和市场预期一致的透明化的做法(再次加息)无可厚非。另一方面，我们从最近的宏观数据中还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正出现“质”的转变迹象，比如，企业的业绩和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等，尽管这种迹象的生成机制还不十分明朗，它却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是中国经济彻底摆脱流动性过剩问题纠缠所应看到的结果，也是中国央行未来渐渐恢复其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希望。

　　基于上述对宏观经济指标的判断，笔者认为，无论如何，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为渐进式的改革战略争取时间，创造环境，但不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将各个部门的工作重点放在宏观调控上，更不应该通过“规划“固定投资的比例来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发生暂时性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重视提高宏观运行效率，暂时性的经济波动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来分担和缓解，而不应该盲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甚至放慢改革开放步伐，以一味追求暂时性的“稳定”，那样可能会导致今后更长时间的不稳定，风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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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认为，取消出口退税就是人民币变相升值。我不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渐进式汇改战略会使人民币增值带来企业短期外债融资上升的可能性，这显然不利于我国金融体系整体的稳定，一刀切的汇率增值方式会产生消费品的内外替代现象，从而进一步降低我国企业整体的盈利能力，而取消出口退税却没有这些负面作用。出口退税的影响只局限于出口企业，且只波及到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定价能力的企业，它抑制了企业部门的寻租行为，有利于消除恶性价格竞争，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国际收支的失衡结构。最终，有利于资本市场按照价值投资的理念来选择财富保值的方法。

　　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减免利息税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举足轻重。但在短期和中期内，并不会因为仅仅金融资产收益的变化就会造成股市资金的大规模向银行系统的回流，因为理性的消费者不光看单个资产的收益和风险，还要看自己持有的组合(比如，存款和股票等)的总收益和总风险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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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存款负利率、对外收支盈余扩大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央行政策透明度和公众信誉的提高等等方面，都打开了进一步采取货币紧缩政策的通道，不管是加息还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大规模发行票据等，其政策效果传导到CPI指数需要时间，若进一步观望CPI走势，稍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可能就痛失良机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紧缩政策的导入越及时可能效果越好。

　　但是，在当前中国对外依存度较高(贸易依存、直接投资依存)的现状下，仅仅采用紧缩货币政策，相比其他国家调控成本会更大。

　　在目前市场和企业内部流动性充足、消费者储蓄或投资的动机旺盛、外商加工贸易型产品出口主导的情况下，紧缩货币政策(加息等方法)对控制内需、抑制价格进一步上涨的效果是有限的。相反，企业利率成本上升向出口的转嫁能力会进一步扩大贸易顺差，带来更严重的流动性过剩。

　　人民币汇改阶段中，内外息差甚至是预期的变化会引起大量的换汇压力，尽管中国目前资本账户管理还没有完全放开，但是，贸易和服务业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使得管理的有效性大大减弱，套利机会大大增加，从而影响汇改的稳健发展。而目前汇率制度的彻底市场化，以缓解息差所带来的套利行为这一对策，则可能会对中国的就业市场产生极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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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国际资本移动是在世界经济失衡状态下发生的，美国贸易赤字膨胀、东亚地区国际收支双顺差趋势增强、推高的官方外汇储备又向货币价值不断贬值的美国市场集聚等等，所有这些都在加剧未来资本移动的不确定性和当前金融资源全球配置的不合理性。因为全球货币流动性过剩，金融资产价格为此大起大落，即便能源和某些要素市场的价格有时也会受到不小的冲击，可商品市场中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这显然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使得商品的供给能力有了前所未有的飞跃，货币支付能力不断改善，而这可能又进一步释放出大量的货币流动性。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则加剧了过剩的流动性在资本市场上的套利行为。还有，相比成熟市场避险工具的多样性而言，目前新兴市场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要薄弱得多，受害国因缺乏规避风险的工具和机制而产生了一个很强的“传染性”。

　　全球经济失衡

　　给东亚国家带来了什么

　　首先，对外开放促进了这个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民间储蓄率虽然远远高过其他地区，但并没有很显著地改善这个地区金融体系的效率，财富的积累和保值方式大都依靠缺乏竞争力的银行体系，而不断膨胀的官方外汇储备却都集中投资在美国的短期国债上(虽然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和日本的金融体系已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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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尔森的上海讲话，在我看来是一篇关于中国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报告，它留下的“上海命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玩味。

　　“保尔森命题”中有两个基本思想：开放和发展的关系、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在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的双赢效应。我认为，后者更为重要。

　　事实上，开放和发展的关系还没有一个定论可言。尤其是保尔森一针见血所指出的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消费者投资渠道单一、产权制度和信息披露机制和渠道缺失、清晰透明的金融监管机制不完善，企业进入市场门槛过高、公司治理机制和功能的薄弱、金融机构历史负担过重、监管不到位、风险分散手段和机制不健全这些微观经济主体之间还缺乏良性互动的环境下，金融开放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外国投资者的担忧会让他们保持在成熟市场中的理性投资方式吗？

　　环顾周边国家的金融发展，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国家大范围的金融开放，还是日本泡沫经济崩盘后的经济萧条和经济恢复，都无法简单判断金融开放对金融发展的积极意义。在东南亚国家开放金融业的时期，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在高收益和低风险的目标驱动下，纷纷选择向保护和监管不严的银行业短期贷款，而不是像在成熟市场中那样，展开全方位的金融业服务和资本运作。于是，外资机构的这些短期投资行为，非但没有提振东南亚金融业，相反银行业对资金的使用更加随意，道德风险问题也日趋严重，最终项目的失败和外债的清偿能力的削弱，造成了外国投机资本的套现离场，引发了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深思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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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企重组是中国脱离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因为是存量上的脱胎换骨，所以，就要比目前的体制创新、技术创新这类增量改革要困难得多。尽管央企目前的利润可喜可贺，但是，从企业的创新机制、治理结构、管理效率等指标上看，我们和国外的某些大型企业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利润的可持续性还会引起质疑。央企的竞争力不能提高，有可能直接会造成百姓福利的损失，严重影响其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范围，质量和价格，从而也就影响到消费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现在人们似乎又有另一种担心：央企重组会不会加剧不公平竞争，会限制民企机会？

　　我们不妨看看日本的例子。

　　上世纪末，日本就在为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与市场、政府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热烈争论。1999年，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的日本三位著名学者共同出版发行的题为《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这一专著，得到了当时日本业界、学界和政界的高度重视。这本书传递的观念是：只有企业参与的市场会失去国家竞争力，光有强势的政府而缺乏具有经营活力的企业载体，也会失去国家竞争力。只有官民有效地结合，才能真正提升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他们的判断依据是，目前市场的开放度前所未有，很多跨国企业的能量已超过了当地本国企业的规模以及所在国政府能够控制的范围。而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上顺利发展，很大程度是因为都得到了母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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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业所处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和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力的另一面，是银行存款再不能被看成是绝对安全的资产运作方式了。

　　这是中国金融业发展和开放的必然结果。首先，根据加入WTO的承诺，中国金融业进入一个全面开放的阶段。长期受到保护的中国银行业必须学会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和成长，如果不及时引入存款保险制度，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会受到极大制约。比如，银行业因为没有充分的保险机制，储户就没有动力去支持银行业开拓收益较高风险也相对较大的中间业务，这将导致中国银行业在竞争中失去市场的亲和力而面临瘫痪的系统风险。其次，资本市场的崛起将撼动银行垄断金融资源的地位，一旦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导致“脱媒”，有效率的银行业会被储户的流失而“挤兑”掉，正常的企业生产就会受到损害，如果还是按照以前政府买单的做法，那么财政负担会大大增加，政府就会设法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抑制资本市场的发展来保全银行业的稳定。要是银行业和资本市场就是一种互为替代的工具，那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将是十分有害的。

　　更主要的是，如果没有规范的存款保险制度，同等国民待遇会增加外资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比如，一旦进入中国市场的申请审批通过，外资银行也会和中国银行过去的经营方式一样，只管自己的项目收益，不管项目的风险，最终只是增加了竞争激烈程度，而恰恰降低了项目投资的质量，系统风险因为开放也会进一步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及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可以使央行货币政策不受到银行经营好坏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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