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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孙立坚]]></title>
<link>http://sunlijian.blog.cnstock.com/index.html</link>
<description><![CDATA[孙立坚]]></description>
<item>
<title><![CDATA[美国“救市方案”何以一波三折？]]></title>
<link>http://sunlijian.blog.cnstock.com/487958.html</link>
<description><![CDATA[<FONT size=4>&nbsp;&nbsp;&nbsp; 华尔街这回做得“太出格，太精明，太过分”了，以至于触及了“有正义感”的美国经济学家的伦理底线，也惹火了对华尔街贪婪欺诈行为忍无可忍的一般纳税人！这让被贪婪的华尔街与想显示正义感的参众两院挤在中间的布什政府，真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FONT> 
<P><FONT size=4>　　布什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9月29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表决中被否决，大出市场意外，引起了欧美投资者对未来更多的担忧和恐惧。大西洋两岸的市场当天都创造了新的历史跌幅。世人都想弄明白，已经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达成共识的这一“有利于”稳定美国金融形势的救市方案，为什么会再次遭到议员们的拒绝呢？</FONT></P>
<P><FONT size=4>　　答案就是，华尔街这回做得“太出格，太精明，太过分”了，以至于触及了“有正义感”的美国经济学家的伦理底线，也惹火了对华尔街贪婪欺诈行为忍无可忍的一般纳税人！</FONT></P>
<P><FONT size=4>　　因为在经济学家们看来，无节制的“救市”就是怂恿金融市场利用他们垄断的金融创新工具去绑架政府，绑架大众，从而赚取本不应该全部属于他们的“超常收益”，而转嫁应该由他们来考虑规避但局外人事先难以认识的系统性风险。因此，他们“游说”两院的投票人主持公道，制止“道德风险”的蔓延。另一方面，纳税人也不同意政府用自己的钱去填补投资银行造成的巨额坏账窟窿，只是希望政府可以为华尔街投机商提供担保，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欧盟经济体也是如此，他们只能动用货币政策去救市，但无法启动受到严格“限制”的财政政策去救市！而且，美国纳税人都意识到，7000亿美元的巨额财政资金将平摊到每个纳税人身上大约有2300美元，这比今年上半年布什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走出衰退阴影退税给每个家庭税款的总数还要高出一倍。因此，纳税人越来越担忧：政府为了目前的巨额救市方案明天会不会向他们大幅增加税收？为此，就连布什政府自己的依靠——共和党自身，尤其是在大选临近之际，也不得不顾及这样的“民愤”，不得不考虑自己切身的利益，而不得不行使自己最后的“否决权 ”！</FONT></P>
<P><FONT size=4>　　不管怎样，由美国次贷业务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破坏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价格体系，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股市还是债市，金融资产价值的严重缩水已经导致了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资产状况严重恶化，接二连三的破产和接管事件打破了“大而不倒”的神话，引来了更为严重的流动性挤兑的大众“羊群效应 ”和金融机构争抢和收缩流动性的“惜贷”行为。出于稳定金融体系和保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的目的，美国政府不遗余力采取增强流动性的做法来维持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转能力和恢复大众的信心。可是，被贪婪的华尔街和正义感的参众两院挤在中间的布什政府，真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旦他们失去救市的最佳时机和整个市场对金融体系的信心，那么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扩大将会把美国经济送到崩溃的边缘，使华盛顿今后救市的成本不断增加，效果不断衰退。这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营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都会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FONT></P>
<P><FONT size=4>　　当然，布什政府已经对此事明确表态，声明要继续全力以赴加强救市努力，新版的救市计划把纳税人的利益考虑进去了，扩大了救市的规模。比如，增加1100亿资金为企业减税，纳税人的存款保障金额也从原先规定的10万美元上升到25万美元。这一系列新举措，不仅在 10月2日 得到了参议院压倒多数的支持，而且，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失衡的现状下，也得到了各国政府和美国各阶层人士的赞同——他们在赞赏美国决策机制对事件处理中表现出来的“公平性”和“严肃性”的同时，也希望美国政府能尽快控制住这场风波的升级、蔓延及其危机对实体经济所产生的严重的危害性。</FONT></P>
<P><FONT size=4>　　中国加入WTO组织已经7年了，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而且对外依存的经济结构也越来越明显，每年贸易和投资与世界的往来与日俱增，最近，进入中国市场套汇套息的“热钱”也大量增加，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资产泡沫、通胀压力也已经给中国的宏观政策带来了莫大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今天的金融大海啸和与之而来的美国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使得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警觉。比如，由流动性需求所造成的热钱会不会大规模的离场？这个现象不仅会对我国货币政策适应本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造成了巨大压力，而且也会对我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带来不可小视的负面冲击作用。</FONT></P>
<P><FONT size=4>　　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美国经济的衰退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从而拖累中国企业的绩效改善、就业的增长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所以，中国政府，目前首先得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一起采取“救市”措施，以配合美国政府稳定金融体系的政策。同时，还需及时号召举国上下大力推行振兴中国“内需增长” 的改革措施：一方面，通过提升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和品牌效应来强化我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社会监督制度的改善来解决大众的“后顾之忧”，释放出他们内在的消费能力！</FONT></P>
<P><FONT size=4>　　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形成内部供需均衡的发展机制，那么，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就会得到有效缓解，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开放，中国消费者普遍购买能力的日益提高，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国，在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舞台上将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总之，未来这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会使得现在世界经济受美国一国经济影响的格局大大改观。</FONT></P>
<P><FONT size=4>　　</FONT></P>]]></description>
<author>孙立坚的博客</author>
<pubDate>2008-10-6 9:49: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CDATA[思痛录：我们该有怎样的财富管理模式]]></title>
<link>http://sunlijian.blog.cnstock.com/478385.html</link>
<description><![CDATA[<FONT size=4>&nbsp;&nbsp;&nbsp; 我们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由于内需的不足，只能让透支消费的美国去消化的模式得好好反思了。中国资本走出去既要谨慎也要抓住机会，尤其是对资源型以及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应该给予更大关注。人民币要抓住时机“国际化”，可以考虑在与中国贸易和投资往来较多的国家和地区发行人民币债券。</FONT> 
<P></P>
<P><FONT size=4>　　⊙孙立坚 </FONT></P>
<P><FONT size=4>　　</FONT></P>
<P><FONT size=4>　　世界经济的“失衡发展”终于在当今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入的第一大国爆发了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而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这场风暴很容易席卷到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出的亚洲国家。仅仅半年，美国不仅失去了前五大投资银行中的三家，只剩摩根斯坦利和摩根大通，而且，让世界外汇储备资产最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的“托管”资产严重缩水，更导致这些国家不健全的金融市场震荡不已。</FONT></P>
<P><FONT size=4>　　在笔者看来，引发这场风暴最主要的责任在于那些被世界“过剩的流动性”“惯坏”了的华尔街精英们，是他们刻意掩盖风险真相，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的能力，吸纳可能得到任何一点流动性，以求得他们高收入的目标和转嫁风险后的快感，却造成了今天连美国监管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的“认知”风险——至今为止还没有能够测到风暴所形成的黑洞究竟有多深！</FONT></P>
<P><FONT size=4>　　另一方面，美国监管部门和决策部门为了追求当时经济向上的政绩，或满足于标准化的监管模式，而默认或忽视华尔街的创新业务，由此种下了造成华尔街创新业务越来越滋长“道德风险”的毒瘤。如何加强对人的监管，提升风险和收益匹配的激励机制，就是留给全世界监管部门的艰巨任务。虽然，这场金融海啸也让一大批华尔街的精英们暂时无家可归，可是，全球金融市场的财富管理机会随时都在等待着他们去继续施展难以被他人替代的才能！新加坡政府目前就在大批高薪引进来自华尔街的金融人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FONT></P>
<P><FONT size=4>　　美国的消费者和投资者都因债权打了水漂而创巨痛深，但他们在经济繁荣阶段不理性的透支买房和过度的消费行为，也为房贷市场非理性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可以说，是美国消费者对华尔街的过度自信和他们根深蒂固的“透支”消费文化，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不归路。他们甚至还认为集体投资行为的失败，一定会得到政府事后的保障，所以，在华尔街的“安排”下，大众的资金参与规模和群体范围变得越来越大，直接威胁到整个社会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事实上，华尔街绑架了监管部门，而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下，华尔街也绑架了各国央行！全球救市就是这一“道德风险”行为的最好佐证。</FONT></P>
<P><FONT size=4>　　如果只有透支消费文化，只有华尔街“非凡”的投资才能，在美国日益标准化的监管环境下，很难让泡沫无限吹大。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外资流入，增强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甚至达到泛滥的地步），为金融创新业务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粮食”。由于境外资本对华尔街的运行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理财能力的不对称”，再加上美国监管部门的监管模式的落伍，遂使美国金融创新业务的扭曲发展，畸形繁荣，以至于事后的金融震荡震撼了全球每个角落。</FONT></P>
<P><FONT size=4>　　为美国金融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流动性的主要是东亚国家，因为自身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甚至为了发展制造业，保持出口竞争的优势，有意的控制金融要素价格，比如利率和汇率等，以至影响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控制金融风险的能力），管理外汇财富能力的有限，他们大多数都采取间接投资的“保守”方法，岂知本以为“低收益”的资产风险会最小，结果却承担了资不抵债的高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猛烈冲击。两房债券的巨额损失，国家主权基金的投资迷茫，在雷曼等投行托管业务上风险敞口的放大等等——东亚国家卷入这些风险状态的程度非同小可，为处理事后的危机所付出的救助力度也不可小视。现在东亚各国都在痛苦反思：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由于内需的不足，只能让透支消费的美国去消化，结果在这场风暴中，直接和间接的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FONT></P>
<P><FONT size=4>　　痛定思痛，东亚国家今后必须要考虑内需支撑的增长模式和培育发展亚洲美元离岸金融市场。</FONT></P>
<P><FONT size=4>　　而对中国而言，应对美国金融风暴正有三个急迫课题：</FONT></P>
<P><FONT size=4>　　首先，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目前最关键的是要确保消费者对金融体系稳定的信心，坚决避免不必要的挤兑风潮导致本来完全能够维持的金融机构不得不倒闭。必要时，可以向一些影响较大的金融机构注入资金，以避免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负面传染效应。当然，迫不得已的话，也可以学习美国对问题机构导入有效的破产和重组方式。</FONT></P>
<P><FONT size=4>　　其次，中国资本走出去既要谨慎也要抓住机会，虽然，前一个阶段，海外投资的业绩十分糟糕，那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和对美国金融风险的管理能力欠缺，但不能因此产生畏惧心理，而要看成是一次宝贵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对资源型以及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应该给予更大关注。对此尤须与美国监管部门巧妙周旋，如果只是因为现在美国流动性短缺，不得已容许我们进场救市(比如，工商银行纽约分行的成立等)，而到市场企稳之后他们却又拿出国资背景的理由阻碍我们扩大收益的再投资行为的话，我们真的只是在为美国不负责任的金融创新业务的损失而单纯地买单！</FONT></P>
<P><FONT size=4>　　还有，人民币要抓住时机“国际化”，在“纸币本位”的时代，国际货币地位的债务国比没有国际货币地位的债权国更为有利，这是美国次贷风暴给我们上的最深刻的一课！当然，我们要考虑国情，不能急于求成，可以先考虑发展美元的离岸业务。亚洲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外汇贮备，这么庞大的美元资产如果能够重起炉灶，在中国投资保值交易，那对我们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产业结构的转型都将产生无可估量的作用。中国经济的规模在不断壮大，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坚挺，这些伙伴国家的经济主体越来越愿意持有人民币和用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来保值，因此，中国政府如能在这些地区发行人民币债券，对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最后，当时机成熟，再来让人民币汇率完全走向市场化，让人民币成为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真正完成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所有义务和环境建设。那时，中国人的经济命运就能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FONT></P>]]></description>
<author>孙立坚的博客</author>
<pubDate>2008-9-18 9:07: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CDATA[市场在等待“资金”救市吗？]]></title>
<link>http://sunlijian.blog.cnstock.com/455472.html</link>
<description><![CDATA[<FONT size=4>&nbsp;&nbsp;&nbsp; 近来，中国股市在“低迷”状态中前行。尽管市场已经出现了“筑底反弹”的乐观判断，但是，整个走势还是显得“信心不足”,股价依然处于局部“俯卧撑”的态势。事实上，有数据显示，上证指数从去年10月份最高6124.04点跌到了现在2340多点，跌幅已经高达60%以上，创下了近年来全球股市的最大跌幅。这在全球88个主要股指中表现也是“最差”的。造成中国股市目前这样&nbsp;“惨淡”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通过欧美资本市场价格动荡的溢出效应，和原油等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高腾，严重影响了像中国这样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业绩和资本市场的信心。另外，输入型通胀压力和流动性过剩现象使得央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无法松懈，这可能会导致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和企业投资所需要的资金显著减少。再者，大小非解禁、央企(重组)上市等打破了市场不稳定的资金供需平衡的结构。第四，控制大盘权重股的企业业绩，表现不佳，从而拖累股指。比如，中石化、中石油的业绩亏损就是典型的一例。第五，“情绪市”代替了“政策市”，去年股价“透支”的表现改变了市场现在的投资心态。随着目前向下调整的股价屡屡“击破”市场预期的“政策支撑”点位，大家对“救市”行为的理解，就与监管部门“制度治理”的价值观，产生了背离的“氛围”——股价严重下挫时，并没有因为政府一次次对股市发展及其制度完善重要性的强调而产生实质性扭转。第六，最近热钱“诡秘”的离场（伴随国内散户的羊群效应）也可能在高位打压股价的抬头。<BR><BR>&nbsp;&nbsp;&nbsp;&nbsp;面对上述错综复杂的原因，是先尽快扭转目前股市“资金面”的失衡来创造投资价值呢，还是加快股改，即通过规范企业上市和改善投资环境等制度建设来创造投资价值呢，这就是目前市场对政府“救市行为”的力度及其效果判断的分歧点。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的市场能够理解政府的“用心良苦”，有能力和有信心配合政府股改的每一个步骤，坚信现在的投资损失不仅能够通过未来企业业绩的强劲持久的复苏来弥补，而且也一定会让每一个价值投资理念的执著者笑到最后，那么，政府主导的股改就会走得更加顺畅，市场对“救市行为”的理解也会和现在大不一样，后奥运行情会走出一波让人提振信心的局面。但是，之所以市场目前缺乏信心，除了上述六大原因之外，关键还在于大家针对目前严峻的投资环境应采取怎样的有效对策产生了分歧：<BR><BR>&nbsp;&nbsp;&nbsp;&nbsp;一方面，监管部门认为，单纯地资金面上对供需力量的调整，不会改变股市内在疲软的治理结构，只有通过制度完善才能够恢复股市的价值发现和风险分散能力，从而摆脱股价低迷状态下对政府“救市”的强烈依赖心。否则，即使当前政府投入资金，支撑点位，但也完全有可能会让更敏感的热钱抓住先机，套现离场，使得中国股市资金面上“失衡”状态更为严重。事实上，缺乏价值投资理念的市场，就容易在冲击面前追涨杀跌，失去“理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次贷风波爆发的时候，美国股市的跌幅反而不及中国股市的跌幅的一个重要原因。<BR><BR>&nbsp;&nbsp;&nbsp;&nbsp;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目前对资金失衡问题的严重性比起“价值理念缺失”引起的“非理性”问题看得更为紧迫！不可否认，在中国资本市场起步的时候，让它承担了中国企业转型和发展所需要的“风险资本”，虽然，它缓解了占主导地位的中国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但是，它却埋下了由于忽视“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机制设计做造成的“恶意圈钱”、“内幕交易”，“庄家设套”等损害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于是，当计划经济体系转向市场化体系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民营化所带来的融资压力和融资冲动、加上广大消费者为了承担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诸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大额开支的负担而焕发起越来越“高涨”的投资热情、这两股力量在有限的、发育不健全的市场投资渠道中“合”在一起，就必然会产生强大的“供不应求”的价格效应，从而这种“非理性的繁荣”自然就将上述影响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些大问题隐藏了下来。可是后来，一旦企业“资质”的问题被暴露，市场的圈钱行为和恶意交易被曝光，投资者的自我保护意识瞬间也变得空前高涨，由此产生的“自我防御”性的过度反应进一步拉动更为强烈的过度反应。而到目前为止，市场每一次低迷的收场，或每一次的重新“激活”，到头来只有追求社会稳定目标的政府部门来“调节”。因此，潜移默化，市场自然就形成这种难以摆脱的“救市”观念：只要“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中国资本市场资金供需关系扭曲”这一结构性的问题不解决，是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然恢复来彻底摆脱中国股市“高起高落”的困境.<BR><BR>&nbsp;&nbsp;&nbsp;&nbsp;平心而论，对于以上两种评价中国股市低迷现状不同的价值观，都有其合理之处。甚至，在今天市场严重缺乏信心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如何改变股市目前“资金”面上供需失衡的格局，会显得更为重要！可是，在这里，又要指出的是，靠政府出场，直接调整资金供需失衡问题的“救市”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至少两方面的作用：<BR><BR>&nbsp;&nbsp;&nbsp;&nbsp;首先，政策调整市场的预期日益加强。因为企业家们相信：中国经济民营化的道路是中国政府推行的改革开放战略中一个不可撼动的环节，创造和恢复市场的融资功能是保证中国企业民营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中国投资者们相信：市场的繁荣是保证广大中国投资者的市场参与度和降低社会不和谐成本的一个重要环节(某种意义上讲，帮助政府分担了社会保障体系所应发挥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因此，任何“救市政策”，都是在向大众传递政府愿意承担“转型成本”的这种态度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从大众的眼光看，如果政策强势，那么，股价强劲反弹；反之，认为政策弱势，那么，股价就大幅回落。<BR><BR>&nbsp;&nbsp;&nbsp;&nbsp;其次，令人担心的是更容易产生一种中国式的“道德风险”：一是中国企业家们可能会放松对自己融资策略的自律行为——反正政府会为我们所造成的市场压力而出面买单(否则，中国经济的转型就变得越发困难;当然还有既得利益保护的因素)，只要自己能赶上“低成本”融资的末班车就行。结果，事后真的“无法”对“恶意圈钱”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的话，那么，当然也就无法有效制止今后同类事件的发生。二是中国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和对&nbsp;“企业治理”的关心度会日趋下降，更多的只是关心价格变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的变化，于是，追涨杀跌的心态就自然形成。这种心态又被一部分基金经理们恶意放大，加速了资本市场大起大落的频度。三是道德风险还表现在决策部门的政策滥用或“渎职”的行为上。因为中国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政策市”格局，让政府决策部门可能会过多地看重政策的力量，或物极必反，因为“厌倦”政策市给他们带来的负担，而对市场出现的一系列棘手的问题置之不理。于是，政策替代公平的制度建设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来调控市场或对市场完全放任自由的这一“松松紧紧”的模式，就使得政策的信赖度大打折扣，干预成本也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变得越来越高(同时，又让一些政治腐败的既得利益者有空子可钻)。结果，一旦有一天，政府希望市场来分担调整的成本的时候，才意识到市场发展并没有成熟到能够做到自我恢复的“阶段”，于是，错失干预的良机，又使得市场稳定的难度进一步加大。<BR><BR>&nbsp;&nbsp;&nbsp;&nbsp;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汇改方式的渐进特征和全球流动性追求新兴市场高收益的特征，热钱进入中国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近来国际金融市场格局出现反转，美元持续反弹，新兴市场的流入资金出现明显的回流迹象，因此，当前，如果政府轻易的“救市”，就有可能让温存在股市中的热钱，乘机套现离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府目前对股市也会求“稳”，不会轻易让这种危害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状况出现。<BR><BR>&nbsp;&nbsp;&nbsp;&nbsp;总之，对于中国股市，现在就要让它脱离“政策市”的机制，不现实也不负责任，但是，不管怎样，还是存在好的“政策市”和坏的“政策市”的问题：前者能提振市场的信心，增强全社会承受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也能及时对不良的交易模式发出“监管”的信号和举措，从而能加强政府在市场中的信赖性和政策的有效性。相反，坏的“政策市”，却会助长“道德风险”，放大外部因素所引起的市场波动，激化股市中风险和收入的不公平分配，削弱政府的管理权威性，从而破坏社会的和谐，放慢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要好好总结海内外“政策救市”的经验教训，合理选择“资金”救市或“制度”救市的最佳时机和最佳手段，建立上下“共识”，齐心协力，加快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化建设的步伐。真正让我们的企业通过一个制度完全的资本市场，去“做强做大”自己的品牌和产业；也丝毫不能含糊地让我们的投资者从企业的真实业绩中，分享到中国经济增长厚重的果实。为此，政府决策部门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目前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需要的、建设一个好的“政策市”的义务和责任。 </FONT>]]></description>
<author>孙立坚的博客</author>
<pubDate>2008-8-20 8:56: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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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长三角”开始率先探索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title>
<link>http://sunlijian.blog.cnstock.com/447134.html</link>
<description><![CDATA[&nbsp;&nbsp;&nbsp; 长三角区域是我国最具有市场活力和综合经济实力的区域。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区政策运用得体，市场组织灵活，出口导向明确，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树立了成功的楷模（比如，温州模式等）。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受到世界经济失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这次美国次贷风波的爆发，造成了美元持续的贬值、美国的市场需求明显萎缩，大量的金融资本转向要素市场，一定程度上推高了美国原油期货市场的价格。于是，长三角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当其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冲击：工业原油价格的上升、欧美市场需求的萎缩、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升值、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流动性过剩所导致的政策上持续的货币紧缩，以及火药味越来越浓的贸易摩擦等不利因素，收窄了长三角区域的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利润空间，和项目资金自我调整的流动性空间，造成了部分民营企业“停业”和“失业”的巨大压力。这些严峻的事实，迫使中国经济的领头羊——长三角区域经济，必须改变以往的增长模式，以提高该地区乃至中国社会整体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包括当前对付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积极有效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强关系民生的制度建设，来探索一个由内需支撑、创新主导的“又好又快”的发展新模式。为此，温总理在近期主持的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长三角区域“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的宏伟规划，并反复强调这一新探索“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以下，笔者主要从三大方面并基于经济学的视角来解读温总理所提出的十点要求。<BR><BR>&nbsp;&nbsp;&nbsp; <SPAN style="FONT-FAMILY: 黑体">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强技术创新来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SPAN><BR><BR>&nbsp;&nbsp;&nbsp; 长三角区域，虽然过去都是以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贸易结构中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无论是低附加价值的轻工业产品出口，还是加工贸易型的机电产品类的出口，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轮次贷风波和宏观调控的影响。所以，今后能否延续该区域的国际竞争优势，关键就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加快发展高附加价值的装备等制造业和加强个性化的高附加价值产品的生产，是否能够加快产业向高端服务业的转型，以提升我国产业在世界生产价值链上的地位，而且，各级政府是否能够顾全大局，推进重大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做到齐心协力，扬长避短，以保证高效运作的区域治理机制等。<BR>&nbsp;&nbsp;&nbsp; 另一方面，要保证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向高端价值链的转移，关键需要我们大力推进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还仰仗于是否有一支一流的技术和管理团队，是否有一套保证自主创新活动积极开展的扶持体系和激励机制等因素。比如，优惠的税收政策、融资政策、人性化的后勤服务政策以及奖惩分明的绩效评估机制等。<BR>&nbsp;&nbsp;&nbsp; 当然，“长三角”的新一轮发展，再不能够无视“两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和低附加价值)的问题，一定要建立在“又好又快”的发展水平上。既要注意集约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性，又要强调企业发展所需肩负的社会责任性，那种牺牲环境、耗费资源的生产方式一定会随着生产和交易成本的不断攀升而不可持续。<BR>&nbsp;&nbsp;&nbsp; 长三角区域只有通过上述这些改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努力，才能够真正做到我们的“供给”能力不会因为“过剩”而为之烦恼也不会因为“不足”而为之后悔。从国家层面上来看，“通缩”和“通胀”的风险也会因为我们创造社会财富价值的方式改善而明显降低。<BR><BR>&nbsp;&nbsp;&nbsp; <SPAN style="FONT-FAMILY: 黑体">二、大力推行“三农”政策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促进内需增长</SPAN><BR><BR>&nbsp;&nbsp;&nbsp; 目前，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很多学者归结为“贫富分化、区域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等不利因素。因此，长三角区域，作为一种尝试，首先，要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农业改革，这样才会提升农民的收入和当地政府的收入，从而有效地缓解收入差距，刺激内需，改善区域经济目前还存在失衡发展的格局(比如对外依存度过高等)。具体而言，就是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从而创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社会和谐度。<BR>&nbsp;&nbsp; 另外，要解决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比如，缓解老百姓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支出上的大额负担，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减少中国大众过多的储蓄和全民炒股的倾向，引导资金转入正常的消费通道，从而带动企业供给的持续增长，以此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BR>&nbsp;&nbsp; 长三角积累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区域内的消费者创造了非常可观的收入，如何探索一种有效的培养内需的生态环境，也是中央政府给予长三角区域各个经济体的一个意义重大的使命。<BR><BR>&nbsp;&nbsp;&nbsp; <SPAN style="FONT-FAMILY: 黑体">三、探索“高效、平稳”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新模式</SPAN><BR><BR>&nbsp;&nbsp;&nbsp;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既可以依托世界经济的发展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也无法逃避在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中（最直接的例子就是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从而导致美国消费过剩，中国储蓄过多。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房贷市场泡沫的崩盘和中国企业盈利状况的急剧恶化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国外的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甚至灾难性的危机，对我们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提升我们抵抗风险的承受能力，如何改善中国经济失衡的问题，就关系到在开放环境中我们是否能够得到自己公平的利益，是否能够做到有效抑制或分散世界经济下滑拖累我们经济健康发展的风险。<BR>&nbsp;&nbsp;&nbsp; 温总理的最后两点要求，给我们指明了解决这类问题的方向：继续推进重大改革试验，这包括国企和央企的民营化和股份制化；也包括金融体系的建设和金融创新的推进等。这些改革的成功将大大提高我国经济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另外，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也直接和我们利用外资的政策相关。如果我们还满足加工贸易，满足高成本的解决就业的生产模式，那么，我们的对外开放水平只能停留在低附加价值而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的脆弱状态中。这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一个主权大国应有的安全需要。<BR><BR>&nbsp;&nbsp;&nbsp; 总之，这次由国家推动的长三角区域发展模式的新探索，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供需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而且，也能够直接为当前其他相对落后的地区创造发展机遇和打开增长的空间，从而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个健康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比如，产业结构的升级就可以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产业转移到内地，形成国内自己的“垂直分工”产业链；这种分工和合作，不仅能替代长期以来中国较高对外依存的合作模式，从而减少贸易摩擦，而且，也给内地发展创造了机遇，避免了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高代价运行的“世界加工厂”的问题。<BR>&nbsp;&nbsp;&nbsp; 另外，外资引入，也同样随着长三角“准入”门槛的提高，和内地吸引外资的配套措施的落实而发生“质”的变化——虽然新的外资政策会产生项目之间立地和投资性质的明显差异（外商沿海城市集聚的格局将会打破），但整体数量上却不会发生令人担心的锐减状态。也就是说，在长三角优先发展的战略指导下，高端制造业、研发和服务业为主的外资企业将集聚长三角，而加工贸易型外资完全有可能进一步深入内地，继续享受中国生产成本低廉所创造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会改善这些弱后地区偏低的收入和就业水平。并且，也可以断定，内地的外资企业，会进一步和比较熟悉的长三角区域中的内外资企业，形成新的合作格局——它将因为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相对低廉的“合作”成本，而产生十分诱人的双赢效果。<BR>&nbsp;&nbsp;&nbsp;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长三角区域的增长模式的探索和转变，也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支持。有很多政策是需要至上而下推广和协调。比如，企业增值税的改革，扫除“市场准入”的各种壁垒，行政管理体系中“民主制和责任制”的导入等政策运作，都会影响到长三角区域“新经济<FONT size=3>体系</FONT><FONT size=3>”的活力及其耐久性。<BR><BR></FONT>]]></description>
<author>孙立坚的博客</author>
<pubDate>2008-8-8 10:24: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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